唐宗海，字容川，四川彭县人，生于清代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卒于民国七年（公元1918年），享年五十六岁。他先攻儒学，为诸生时在四川已经颇有名气。光绪年间举进士，中年之后则转而研究医学，主张兼取众家之长，“好古而不迷信古人，博学而能取长舍短”。著有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》，包括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、《伤寒论浅注补正》、《金匮要略浅注补正》、《血证沦》、《本草问对》等。其中，《血证论》、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为其主要代表著作。

　　唐宗海对于血的生理功能以及运行情况的论述，多从阴阳水火气血立论，从气血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。他认为，阴阳是万物之本，在人身之中。阴阳的具体所指，即是水火，即是气血。气生于血，血生于气，阳气与阴血之间相互滋生。水火气血的关系，—方面强调其相互对恃，同时亦强调其相互维系。故在治疗气血水火的病变时，唐氏主张治血调气，调和阴阳。气血水火之间的协调，尚依赖脾土以为枢纽。他认为，人身之气虽根于肾中，但需依赖脾胃水谷之精微下输于肾，而后才能化气而升清降浊。对于血证的病机，他认为常见的血证不外两大类，—类是血液溢于体外，如吐血、咳血、鼻衄、唾血等，一类为各种瘀血、蓄血等。血证的发生与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又与人身气机运行、火热协迫、瘀血阻滞等有关。具体而言，影响血证出现的主要病机，除脏腑功能失常之外，还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。一者气机阻逆，血随气行，多见血证。二者火热炽盛，迫血妄行。三者瘀血阻络，血失常道。因此，唐氏对血证病机的探讨，重视脏腑，抓住气滞、血瘀、火热之间的关系。在脏腑病机中，除结合气滞、气逆、血瘀、火热之外，又重视气虚不摄的方面，使血证病机归纳得十分得当，为该病的正确治疗，奠定了基础。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

　　他认为，判断血证的轻重缓急，预后善恶至关重要。血证死生的关键，主要在于气的运行是否正常。一般而言，吐血而不发热者，易愈。吐血而不咳逆者，易愈。血证病人，大便不溏者犹有转机，可用滋阴之药，以养阴配阳。若大便溏泄，是脾气下陷，中流已无砥柱，则血因火而上越，气失守而下脱，上越下脱，其危重可知。此外，血证患者脉不数者易治，以其气尚平。若脉数者难治，以其气太疾。若脉象浮大革数而无根者，为虚阳无依。若脉象沉细涩数而不缓者，为真阴损失，皆为难治。若有一丝缓象，尚可挽回。若无缓象，或兼代数，则成不治死证。所有这些脉象，都是反映阴血受伤，而阳气无归，所以为难治。若阴血伤而阳气不浮越者，脉虽虚微迟弱，亦不难治。但用温补，无不回生。总之，阳虚、气虚者尚易治，惟阴虚气不得附者为难治。因为血伤而气不伤者，即以气之不伤，而知其血尚未尽损，故气犹有所归附，而其病亦易愈。

　　唐氏通过多种血证的治疗，摸索出血证治疗的四大法则，即“止血”、“消瘀”、“宁血”、“补血”四者。凡遇突然出血，在治疗时，首先应当使用止血之法。否则，血液溢出不止，会导致血脱气耗，产生不良后果。血证患者血止之后，其必然要有离经之血而未排出体外，这些血液留于人体之中，则形成瘀血。这些瘀血的停聚，成为人体致病的重要因素。或壅而发热，或变而成痨，或形成结瘕，或使气血阻滞不通而刺痛，等等。还可以因瘀产生其他多种变证，甚至使新血不能正常运行，而再次出血。为了免除这些后患，唐氏主张于止血之后，应当消瘀，故将消瘀作为血证治疗的第二法。待血止瘀消之后，在数日或数十日之间，为防止血液再次潮动，须选用方药使血液得以安宁，故将宁血法作为血证治疗的第三法。血证患者，出血之后，其血必虚。血虚者其阴亦不足，阴者阳之守，阴虚则阳无所附，血虚则气无所依，亦可因之而亏。因此在血证后期，其血已止，亦未留瘀，而运用宁血法之后又无再次出血之顾虑，惟留下人体正气之虚衰，唐氏主张此时当用补血之法。

　　唐宗海于学术上颇有创见。一方面，他十分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，于血证深入探讨，颇有成就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当时西方医学的传入，他试图以西医理论来解释祖国医学，进行中西医理论的汇通，虽然限于历史条件、科学水平，未有成就，但其革新、发展的思想是可贵的。其血证治疗的经验和原则，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实践价值。

资料二：

　　唐宗海(1846一1897)，字容川，四川省彭州市三邑镇人。16岁为秀才，23岁开始钻研医学，24岁著成《医柄》一书，后又著成《医学一见能》。同治12年，因父患血证多方求治无效后，开始潜心探索血证，经过11年时间写成《血证论》，集血证诊治之大成，创止、消、宁、补之要法，“实事实理，有凭有验”，可谓精辟独到，至今仍为临床医家诊治血证所遵循。此书一出，“名闻三蜀”、“声誉远播”。光绪11年，《血证论》成书后的第二年，唐宗海39岁时中举，其后游学江南，医术扬名于沪，每有疑证问者，辄应如响，人俱惊为神奇，光绪14年，中三甲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奉母赴京后医名大噪，誉满京华。后寓沪上，当西学东进时，他认识到西医、中医各有所长，力主汇通中西，厘正医道。便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，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知识，撰成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二卷，光绪18年(公元1892年)刊印出版，成为中国医学“中西汇通”先驱者，游学广东时，《本草问答》和《金匮要略浅注补正》二书相继问世。光绪20年（公元1894年），《伤寒论浅注补正》刊行。以上四书，加上《血证论》，辑成丛书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》刊出，行销国内外，医名远播印支和南洋等地，光绪22年（公元1896年），清廷授其广西来宾知县职。翌年，扶母柩返川遇川东疫病流行，染病回家，不幸辞世，终年5l岁。唐宗海作为一代名医和中国早期中西医结合的杰出代表，不仅医术精良，而且医学著述颇丰，除《医易通说》、《六经方正中西通解》、《痢症三字决》等书外，犹以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》著称于世。其好友刘光第（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）称赞他“活人有奇术”，《清史稿》将他列名记述。

   在学术思想方面，其主要表现有：

    1、博采众长，中西汇通。在治学上，唐宗海主张博采众家之长，融会贯通，参以己见。这样，才能很好地辨证治疗。他说:“上可损益乎古今，下可参酌于中外，要使善无不备，美无不臻”(《中外医学四种合刻·中西医解自叙》)。他所说的众家，包括古今中外，不受时空的限制，只要是“害者”、“美者”，都可拿来，为我所用。因此，他不仅精

    研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而下的历代医经医典，而且对于西方的医学也要研读，并给予较高的评价。他在《中西医解自叙》中说:“同是人也，同是心也，西医亦有所长，中医岂无所短?盖西医初出，未尽周详；中医沿讹，率多差谬。因集《灵》、《素》诸经，兼中西之义解之，不存疆域异同之见，但求折中归于一是。”他认为中西医原理相通，可以互相印证，如说“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荣阴阳、濡筋骨、利关节者也。《内经》名脉，西医名管，其实一也”。另外，他试图以西医理论来解释我国的古典医学，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。

    同时，他认为西医的解剖生理学与《内经》学说有共通之处，指出:“西医谓心有左右两房，生血由左房出，有运血管由内达外，由外返内，复大于心，由右房入，又由左房出，循环不休。西医此说，即《内经》。营周不休，五十而复大会，之实迹也，所谓。‘阴阳相贯，如环无端’。”(《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》)对于脾，他说:“西医云:傍胃处又有甜肉一条，生出甜汁，从连网入小肠上口，以化胃中之物。中国医书无甜肉之说，然甘味属脾，乃一定之理也。”他又认为，“心在《内经》有管血与卫会于肺中之说，即相傅之官所职司事也。西医云回血返入肺中，吹出血中发气，则紫色退而变为赤血，复入于心，肺是淘汰心血之物，此即《内经》‘肺为相傅’之义”。如此等等，他用西医来印证中医，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，这种简单的印证，颇多穿凿附会之处。

    他对于中西医汇通论，总体来说，他认为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但又有较明显的重中轻西思想。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中医理论优于西医，西医不懂诊法，似精实粗。再如，“西洋天学化学，虽与中国五行之说不同，而又实相通。惟西洋医学则止就人身形质立论，不知人之气化，实与天地同体也”。“西医剖割视验，止知其形，不知真气，以所剖割，只能验死尸之形，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”!虽然这些说法不无道理，但在当时西医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情况下，是不利于西医传播的。

    2、血证论治，多有创见。唐宗海对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有深入的研究，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在理论上有很多建树。特别是对血证的论治、研究更为精到，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，对祖国医学有一定贡献。

    关于血证，他指出:平常人的血液，畅行于脉络，称为循径。若血不循径，溢于血管之外，即为血证。溢于体外者，如吐血、衄血等；内溢积于脏腑、经络、腠理者，如各种瘀血、蓄血等。血证的病因、病机十分复杂，他将其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:为气机阻逆，血随上溢，就会出现吐血、呕血、咳血等证状；二为脾失统摄，血无归附，这就会出现唾血、血崩、下血等；三为火热炽盛，逼血妄行，就会出现鼻衄、目衄、耳衄、齿衄、舌衄等；因为疯血阻络，血行失常，久则会变为骨蒸、干血、痨瘵等。他不仅阐明了“气盛即是火旺”的病机，同时还创论火降而气也随之平顺，这对治疗血证有新的补充。他强调“凡血证，总以去瘀为要”。又提出“既是离经之血，虽清血、鲜血亦是瘀血”的观点，这也是血证研究中的新见。同时，他又善于结合脏腑病机综合分析，认为“脏腑各有主气，各有经脉，各有部分，故其主病亦各有见证之不同。”(《血证论》)，如吐血主病在胃，呕血主病在肝，唾血主病在脾，咳血主病在肺等。他又特别指出，各种血证的辨别，必须因人因病而异，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审察，灵活对待，这些思想都是科学的、可贵的。

    关于血证的治疗，他归纳为止血、消瘀、宁血、补血四大法。他之所以将止血列为治疗血证的第一法，是因为“止之使不溢出，则存得一分血，便保一分命。”故而当血溢奔腾，倾吐不止时，“不暇究治，惟以止血为第一要法”。止血的方剂，他特别推崇治疗阳明气逆、气热上溢的泻心汤。对此他有很多发挥，认为吐血往往由实邪引起，邪不去则血不止。并富于创见地指出“血入胃则胃家实，……故必亟夺其实，釜底抽薪，然后能降气止逆”。(《血证诠》)此时不能补心血，也不能补肾水。他主张用张仲景泻心汤治疗，“方名泻心，实则泻胃，胃气下泄，则心火有所消导，而胃中之热气也不上壅，斯气顺而血不逆矣”。此外，关于消瘀、宁血、补血，他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，重在详审病证，辨证施治，不能一成不变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，他关于血证的论述其所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，与他广集博采，不囿于门词句之见有很大关系。他吸收了《内经》以及后世李东垣、朱丹溪、王清任等医学名家学说中的有益部分，又加以发挥和创新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有所发现，有所前进。